巨大捷安特事件的剖析：從供應鏈人權到治理風險的董事會課題

2025年9月下旬，美國海關暨邊境保護局（CBP）對台灣自行車龍頭巨大集團發布暫扣令（Withhold Release Order,WRO），理由為供應鏈疑涉「強迫勞動」。這項命令使捷安特品牌佔年營收4-5%左右的產品和零組件無法輸入美國市場，引發同業市場的震撼。這場企業危機事件表面上看是一場「企業勞動合規」風波，深層地看，它是全球政治、產業鏈治理與ESG制度演化交錯的縮影，不僅測試了巨大集團的企業治理韌性與危機管理，也揭露台灣產業在跨國經營中的結構性問題。

地緣政治與赴美投資的風險
美國 CBP 的暫扣令雖是勞權執法，實則也反映出中美貿易緊張背景下，美國對供應鏈安全與人權標準的戰略性運用。美國自2021年起強化《禁止強迫勞動法》（UFLPA），其適用對象不僅限於新疆相關產品，而是逐步擴大至全球供應鏈。
巨大集團長期深耕美國市場，在密西西比州設有組裝據點，並供應多家美國大型零售商。所以，巨大不只是出口商，更是美國供應鏈的參與者。因此，CBP 的執法不僅是貿
易行為審查，更是供應鏈政治的延伸：美方藉由人權標準，對外部供應商進行治理壓力監管。對台灣企業而言，這反映出「政治風險」的新型態——合規政治化（politicization of compliance）。
在美中競爭與地緣經濟重組的格局下，美國不僅以關稅、補貼作為政策工具，也會透過人權、環保、數據等規範設定，塑造新一輪的全球產業鏈秩序。

巨大事件說明，任何在美國市場占有高比例出口的企業，實際上都處於「政策高敏感帶」，必須視自身為國際法規生態的一環，而非單純的貿易行為。

外籍勞工管理的盲點
根據國際勞工組織（ILO）定義，強迫勞動可由12項指標判定，其中包括「過度加班」、「扣留工資」、「限制行動自由」、「以債務形式強迫工作」等。CBP 指稱巨大集團在外籍移工聘僱上，存在「過度加班與仲介費支付」等疑慮，這並非單獨個案，也是許多台灣製造業的普遍結構。台灣外籍勞工制度長期仰賴仲介體系。根據 NGO 調查，多數移工須負擔高額仲介費與服務費，甚至為此舉債。這種「抵債式就業」在國際標準中，被視為「潛在強迫勞動」。
巨大集團雖於今(2025)年初宣布推行「零付費政策」，即採取公司為新進移工全額支付仲介費、服務費與政府規費的政策，代表公司早已意識到公平招募原則的問題。

CBP的審查依據與企業風險
自行車產業近年競爭激烈，成本壓力會推動廠商透過外包、短期契約或利用派遣降低人事成本。若管理重心偏向生產效率與交期，對勞動條件與招募成本的長期治理投入就可能不足，導致制度性風險累積並在外部檢視下爆發出來。2025年2月間左右，法國媒體《世界外交》（Le MondeDiplomatique）報導指出，他們發現台灣自行車行業存在國際勞工組織（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，簡稱ILO）標準所判定的「強迫勞動指標」。例如負債勞動（debt bondage）、扣押護照、惡劣居住條件、拖欠薪資，以及威脅恐嚇等行為在業界已屬常見現象。這並非東南亞自行車行業首次被指控涉及勞工剝削問題。英國《每日電訊報》（The Telegraph）於2023年底揭露Shimano的馬來西亞供應商Kwang Li涉嫌虐待勞工。消息曝光後，Shimano 隨即展開調查。

台灣尚有未爆彈
過去數年間，丹麥調查記者Peter Bengtsen及團隊針對台灣製造商雇用的移工進行超過200次訪談，其中有幾十位來自自行車行業，訪談內容刊登於《世界外交》。報告指出，台灣自行車產業普遍存在移工支付不合理仲介費、用工環境惡劣及居住設施不足等問題，還指涉台灣的汽車零組件與電子產業亦涉及相關爭議。事實上，根據該記者的調查報告而開啟CBP審查的，巨大並不是台灣的第一家，而是第三家，亦即台灣企業仍有未爆彈。雖然巨大承諾由公司全額吸收招募與安置成本，這項補救舉措也突顯先前制度下的強迫勞動現實。企業層面的善意改革，若未搭配政策層面的制度更新，仍可能淪為「事後合規」。亦即，若整體法規如《就業服務法》仍容許仲介費收取，即使單一企業改革，也難以形成整體產業的低風險供應鏈。因此，巨大事件顯示的是外籍勞工治理的制度困境，企業個別努力尚無法替代國家層級的制度補救。